1. 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这件梅瓶以汉代典故“萧何月下追韩信”为主题图案，造型端庄，制作工艺精湛，体现了元末明初青花瓷的高超水平。
2. 浙江省博物馆的《富春山居图》(前段)：这幅画是元朝书画家黄公望为郑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用墨淡雅，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变化，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3. 江西省博物馆的商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这件青铜甗甑鬲连体，气势雄浑，稳定性良好，是商代青铜器的杰作。
4. 上海博物馆的王羲之上虞帖：这份信札是书圣王羲之所写，书法精美，历经多代皇家收藏，是书法史上的瑰宝。
5. 湖南省博物馆的素纱禅衣和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素纱禅衣轻若烟雾，制作精良；T型帛画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的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
6.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神树：这些神树是中国夏代晚期的青铜器，造型独特，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7. 四川省博物馆的人面牛纹大铜罍：这件铜罍造型饰纹独特，制作精美，是巴蜀青铜器的代表。
8. 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这张金箔是商代晚期的作品，图案复杂，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神器。
9.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西汉偏将军印章：这方金印制作精良，篆刻印文清晰，是汉代的官印，极为珍贵。
10. 云南省博物馆的牛虎铜案：这件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力学和美学上达到了极高水平。
11. 贵州省博物馆的唐开元投龙铜简：这个铜简是唐代举行投龙典礼时所用，刻有李隆基的告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国宝“司母戊大方鼎”如何发现的？有何文物价值？
1939年3月，河南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得知自家祖坟中陪葬了一些值钱宝物，遂与堂弟吴培文去挖陪葬品卖钱。吴希增将祖坟慢慢挖开，铲子突然碰到一种无比坚硬的东西，二人猜测是好宝贝了。于是回村叫7、8个壮丁帮忙，一群人挖了几个小时，发现好像是一大鼎。
到第2天晚上，村里陆续来几十个人一起挖掘，由于担心被外人知道，村民们也只敢晚上行动，挖掘过程整整持续了3个晚上，最后将坟墓挖开，搬出来一具生满铜锈的庞然大物，这就是商代青铜重器，著名的国宝-“后母戊”鼎。
村民们借助扶轮车，把大鼎转移到吴培文家中，并悄悄埋在粪坑里，但这件事还是被了传了出去，泄露给了日本人。但村民们不愿将宝物落到日本人手里，于是卖给当地古玩商萧寅卿。但是买家无法接手这大物件，于是想肢解成8块，但大鼎坚硬无比，根本无法切割，无果而终，只得再放回吴家。
日军伪宪兵队长得知此事，向日军告密，在进行搜查时，吴培文偷偷将鼎换了地方，并购置了一尊无铭文的青铜器应付搜查，日军得到“宝物”乘兴而归。抗日战争结束后，吴培文挖出大鼎献给当时国民政府，于1946年运到南京。
1948年，此鼎以“司母戊鼎”名字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国民党退守台湾时，南京政府曾想把它运到台湾，但由于“司母戊鼎”体积过于庞大，体重过于沉重而没有成功。
1959年，“后母戊鼎”被运往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放，“后母戊鼎”成为众多文物中最耀眼夺目的一件。2005年吴培文从海外归国，又一次见到大鼎，他是鼎的发现人及保护人，因此被特许能够抚摸大鼎。
“后母戊鼎”是目前世界上发掘出来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在我国有“镇国之宝”的称号，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也叫“司母戊鼎”，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千克，确实堪称庞然大物也。大鼎折沿宽缘，鼎壁笔直，鼎腹深厚，鼎底平直，有一对厚重的立耳。壁耳浮雕式鱼纹，首尾衔接，耳外侧雕刻有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大家见下图片）。
鼎腹约呈长方形，估计不是规整的长方形。鼎腹边缘是饕餮纹，均有云雷纹作底，下面有4根空心立柱支撑。立柱上端有浮雕式饕餮纹，下面有三周凹弦纹，四处鼎壁的正中和周围分别有外凸的短棱脊，壁里面便是“后母戊”3字，字体雄浑，锋芒毕露。
从鼎的整体来看，构造古朴厚实、气势宏大，且纹饰浩荡，铸造技术极高，可以说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贵重文物，也是目前发掘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鼎身四周的盘龙纹和饕餮纹，给大鼎增添了威武雄壮及庄严凝重。饕餮本就是上古神话中，专吃不同种类食物的神兽，将它铸造于青铜器上，象征吉祥如意、丰丰足食。
后母戊鼎，代表了商代青铜器的发展和铸造水平，作为一种寓意孝道的青铜礼器，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堪称国宝。
鼎，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内涵意义非常多，用来祭祀，或在典礼过程中盛鱼、猪、牛、羊等肉类食物，最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祭祀礼器这一。我国制鼎的高峰是在商周，鼎作为礼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汉代，并成为王公贵族的象征。
关于鼎，还有这样的中国文化，比如成语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有时鼎还指一个国家，所以鼎的内涵深远。
还有，大多数的鼎为圆腹、双耳、三足，比如子龙鼎，而后母戊鼎是四足方鼎，其体积体重也是极其罕见的，它与子龙鼎堪称“商代青铜器双壁”，子龙鼎有阴柔之美，而后母戊鼎则有阳刚之气。
此鼎出自商代，是商王为祭拜母亲”戊“而打制的，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专家根据甲骨文记录，鼎内铭文得出的结论是”后母戊戌“三个字，其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再依照铭文，确认”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2个儿子祖庚或祖甲铸造，为祭拜他们的母亲妇妌，所以带有孝道的内涵。
历史学家郭沫若称它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有祭祀、孝敬之意，当时学者也认为如此。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后母戊”先于“司母戊”，意思是“献给伟大的母亲”，并展开大讨论。
一直到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运行，正式启用“后母戊”鼎这个名字，但有学者坚持用“司母戊”，至今大鼎名字仍存争议。我只能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何必拘泥？过则迂也。
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镇国之宝，稀世罕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在这些众多的文物珍品中有不少国之重器、镇国之宝，它们或为某品类之最，或为某品类之王，或为绝品，或为孤品，或为稀世珍宝，或世所罕见……
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王”，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越王勾践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何尊，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曾侯乙编钟，长748CM，宽335CM，高273CM，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西周大克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虢季子白盘，西周周宣王时期文物，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虢季子白盘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这棵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独树一帜世界罕见。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镇国青铜器。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明孝靖皇后凤冠，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孝靖皇后凤冠，红蓝宝石超过100粒，珍珠5000多颗，总重2320克（四斤六两）。相比之下，我国军人的头盔重量在1.45千克以下（不到三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红山文化女神像，1983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时期文物。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收藏于河北博物院。这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其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在“玉衣”内还发现玉璧十八块，以及饭含，佩戴之物。
水晶杯，战国文物，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战国水晶杯，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为起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堪为无与伦比的珍品。此杯现珍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太阳神鸟金饰，商周时期文物，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象征了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6厘米，厚0.7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皇后之玺”玉印，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西汉皇后之玺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
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收藏于湖北博物馆。该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在目前出土的玉戈中是大玉戈最长的，堪称“玉戈之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良渚文化玉琮之首。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此玉琮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颜真卿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书法帖本。原本为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这是颜真卿侄季明与其父杲卿于至德元年(756)间殉安史之乱后，颜真卿于乾元年(785)祭侄灵前，在极度悲愤中写下此稿。此稿意不书而在天机自动，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被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见证了汉字流变。现藏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韩滉《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厘米，绢本设色。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这幅镇院之宝出自五代南唐名画家顾闳中之手，经过千年的辗转，如今竟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为汝窑水仙盆存世唯一。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兽首玛瑙杯，唐代酒器，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兽首玛瑙杯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它是海内外孤品，同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真珠舍利宝幢，1978年4月12日，三名苏州小学生在瑞光塔中玩耍无意间摸到一块松动的塔心砖，打开发现一个洞穴。一座尘封千年的宝库就此打开了。一件无价宝物——北宋真珠舍利宝幢现世。整座宝幢造型优美、工艺之精巧举世罕见，代表了整个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的集锦。
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直裾素纱襌衣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三彩骆驼载乐俑为唐朝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书法家最为敬重的“圆笔书”圣典。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在2002年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珍贵文物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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